[摘要] 在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的“技术极限”
在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的“技术极限”
随着时间进入2014年3月下旬，深圳迎来“小一、初一招生季”，无论是“小一”、“”政策，还是网上预报名，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今年也是“积分”政策在深圳全面推行的第二年，各区根据各自人口结构、分布等特点，对积分细则进行了微调和优化。
从各区公布的小一招生方案来看，积分政策在大的原则上没有变化，只是对分类方法和积分项做出微调，体现了政策倾向的变化，或则倾向于户籍，或则倾向于房产。比如南山区，主要对房产和户籍权重进行微调，户籍权重比去年加10分，住房权重比去年减10分。2014年的积分政策，可以说是在兼顾各方诉求之后的一个折中方案。
如果将资源视为一块蛋糕，根据积分政策调配资源，则不啻为“分蛋糕”的行为。在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分蛋糕”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做大蛋糕”才是一个发展问题、改革问题。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的“技术极限”。
譬如排队买票、选座位
如果说深圳的“1+5文件”是“外部门槛’，限制了公办普高向“打游击”的外来人开放；积分政策就是”内部门槛”，限制区与区之间的现象。
作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主任，梅比照今年和去年的积分政策，发现变化不大，仍是在类别优先的基础上按积分做出排序。根据义务阶段的“就近原则”，在报名地段购房者，理所应当享受该地段的资源，与其说这是一个公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
根据梅对各区政策做出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区都在优先保障本区户籍与内购房者的权利，这源于国家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地方政府优先保证公共服务覆盖户籍人口。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户籍和福利也在逐渐松绑。“然而，松绑不等于没有门槛，房产、社保、居住年限等因素正在成为新的门槛。如果说深圳的‘1+5文件’是‘外部门槛’，限制了公办普高向‘打游击’的外来人开放；积分政策就是‘内部门槛’，限制区与区之间的现象。”
用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谢志岿的话去形容积分政策，就好比排队买电影票、选座位，多花钱或排在前面，都能选到一个好位置。只要资源是稀缺的，就难免分出一个三六九等。
在中联二手房研究院总经理肖小平看来，积分政策，起码是在努力做到没有争议，包括让标准客观化、让流程透明化。“从各区的积分制度不难看出，在内购房者均是积分的。有人说，这是政策‘嫌贫爱富’，我倒不这么看。如果户口权重大于房产权重，想必又会滋生挂靠户口的乱象，房产证明却很难去造假。”
政策效用递减与“新的藩篱”
在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实行积分政策等于限制了穷人放纵了富人，蜕变为新的藩篱。
深圳之所以面临分配难题，在梅看来，根源在于发展不均衡，在一些地方集中了资源，在另一些地方却很薄弱。深圳总的供给量（包括公办与民办），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问题在于民办处境尴尬，学生家长排斥民办。不从根本上缩小公办、民办差距、实现的均衡化发展，其他政策手段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
深圳大学系主任熊贤君同样认为，分配难的背后是资源分配不均，资源在一些区域集中，在一些区域却很薄弱，就近原则，形成难以突破的藩篱。积分政策再如何周全，也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而且政策效用一直递减，作用已然发挥殆尽。
然而在现实中，就近原则也只能限制一部分人，放纵另一部分人。正如肖小平所说，对的限制看似严苛，实则存在操作空间，比如购买名校所在的“”。一些家长之所以在高价位不惜一掷千金购买小户型，不为使用，就是为，这类房子未必适合居住，溢价却很高。
这一现象，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高天明形容为“有钱人提前布局，没钱人一筹莫展”。“有些人坐拥几套房子，有多个可供选择，有的甚至成为铁板一块的‘’。在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实行积分政策等于限制了穷人放纵了富人，蜕变为新的藩篱。”
“出身论”是现实，是托词？
过于强调学生出身对办学的影响，是者无能的表现，等于放弃了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
肖小平认为，“发展不均衡”在现实中并不易于破解。“即便将名校师资空降到薄弱，难道就能办出名校的水平？一些师资、硬件并不差，之所以办不好，原因主要在于生源差。家长煞费苦心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
谢志岿同样对“均衡化”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质量主要取决于生源质量，如果所处的家长不重视，即使由的老师来教，办学水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归根到底是人口结构决定了质量。
一则反对“出身论”，一则承认生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办学基础——熊贤君认为，过于强调学生出身对办学的影响，是者无能的表现，等于放弃了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然则，生源对的影响又确乎存在，主管部门应合理调配生源结构，以免出现单一的生源结构。
除了调配结构、优化生源，梅还寄望于深圳不久将启动的“全市首批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我期待‘意见’尽快出台，交流的时间不宜太短，毕竟学科建设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绩，校长走马灯一样的更换，也不利于办学特色的形成。”
效益的损失，公平的胜利
义务应坚持“公平，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阶段的“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
面对积分遭遇的政策瓶颈以及“有钱人提前布局，没钱人一筹莫展”的现象，熊贤君认为症结全在于义务的不均衡发展，被分为三六九等，为保障公平而制定的政策反倒剥夺了多数人享受资源的权利。
义务既非选拔性，就不应被分为三六九等。首先，政府要保障义务的质量，义务阶段的不被认可，是政府的责任；其次，政府应引导义务阶段的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熊贤君以香港的义务为例，阐释何谓均衡化发展与特色化办学。“在香港，学生入读部门创办的，可以预先获得‘券’，持‘券’即可到任何一所公立读书，选择权给了学生和家长，从而倒逼保证质量；在香港，也有11%的人宁肯不要‘券’，他们只想去私立，因为那里有好的环境、好的师资和好的传统。公立的质量得到保障，水平大致均衡，私立办出了特色，吸引那些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前来入读。”
熊贤君觉得，义务应坚持“公平，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阶段的“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值得为之做出改变。
由“名校崇拜”回归“多元常态”
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
谋求义务的均衡发展，莫不是向所谓的名校看齐，用模子制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复制品？高天明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建议义务的均衡化发展还要结合评价体系的改革，即改造关于“何为好”的评价标准。
在高天明看来，我们之所以还在追捧名校和重点，源于办学没有特色。我们所谓的“特色”，诸如艺术特色、外语特色、体育特色之类，并非真正的特色。整个义务体系，应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既有保障质量、满足普罗大众需求的，也有满足小众需求的特色。
“在现实中，人们有意将‘好学生’和‘坏学生’隔离开来，并大谈‘出身决定论’，正暴露了自己对的无知。与此相反，西方恰恰着力于营造多元氛围，认为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的学生混处，有助于培养他们对、民族以及人的认知；而在内地，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如果让菜农的孩子和公务员的孩子混而处之，想必有益于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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