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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房网博客沙龙实录:汶川大地震--从常识反思灾难

房天下  作者:搜房博客  2008-05-29 14:55

[摘要] 2008年5月26日,建筑评论家贺承军,文化学者绍培、深商研究所发起人老亨、中指研究院华南总经理侯瑞波和搜房网博客频道总监方,五人以“从常识反思灾难”为题聚谈于深圳搜房网会议室。话题涉及抗震救灾、灾难反思、城市化、历史文化反思、企业责任和网络现象反思。

2008年5月26日,建筑评论家贺承军,文化学者绍培、深商研究会发起人老亨、中指研究院华南总经理侯瑞波和搜房网博客频道总监方,五人以“从常识反思灾难”为题聚谈于深圳搜房网会议室。话题涉及抗震救灾、灾难反思、城市化、历史文化反思、企业责任和网络现象反思。这场反思的盛宴一直延续到当晚12:00才结束,大家都还意犹未尽。


讨论正在热烈的进行中

贺承军:

我们几位年龄和专业背景相差悬殊的好友,在灾后重建时期,从常识角度来反思,面对灾难,成熟的民族,国家会怎样做。

这次灾难,造成了国民巨大的心痛,在5月12日至今,将近半个月,我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写作,看着灾难画面,就会落泪,尤其是孩子们遇难的场景,令我不能自抑。

不过,我依然在认真地关注一些事情,思考一些事情,灾后重建是我考虑的主要内容,由于有一点专业背景,主要是从建筑与城市规划角度来思考,当然也涉及政府、NGO、民众舆论、民众与企业捐助、救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保险、卫生防疫、以及心理抚慰、孤儿抚养等问题。出于中年人观察社会的习惯,我还延伸到了灾难之中和之后的谣言、一般的语言使用、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控制等具有社会系学意义的事。

那么,今天我们五人在这里对话,是有时间上的考虑的,几天前,我们尚无法提议这次聚谈。对于救灾我们都不是,所以只是从常识,或者从知识分子常识思考角度,来谈谈我们各自关注哪些,可以敞开来谈,当然,凭着我们惯有的冷静的思维风格和理性的表达习惯,我们的聚谈也不会漫无边际。

先从灾后重建这个大题目开始,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思考。

约500万人需要安置,媒体上已经报道,对于灾民的安置将分两步走,步是短期内必须解决的临时安置,第二步是较长时段的,可能将延续8至10年的持续过程,让灾民安身、安心、安命的安置过程。我认为这样的表述很理性,总体而言,这次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对灾后重建的关注,体现了一种逐步走向成熟的风范。

临时安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震后临安置点的选择很重要,一是避开不利居住的场所,二是要方便临时基础设施的敷设,三是要便利后续的安居点的建设。不发生后续的定居点的建设,赶着临时居住者到处跑的局面。

而居住点的建设,还得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因为定居点,就是城市或乡镇发展的问题,居民要幸福地生活,必须要有赖以维生的工作,要市政公共设施和文教卫及娱乐、商业设施。

要在震灾后重建城市和乡镇居民点,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就说发挥作用了,当然,首先是对震灾损害的评估,要尽快做出来。这方面,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还是很明智的,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安排。四川省和义务赶来支援的技术队伍应该会妥善安排力量,做好前期调研,尽快得出成果,为灾后重建做好准备。

我先讲到这里。大家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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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评论家 贺承军

 
绍培:

我是在地震发生半个多后知道消息的。几大门户网站开始报的震级不一样,有的一开始就是8.0级,有的报7.6级。因为我对唐山大地震有印象,所以感到这次地震一定严重。往重庆打电话一直打不通,网络忙碌。我记得早的报道就是重庆有一所垮塌了,重庆离得那么远。随后我发现倒得多,很多学生被埋在瓦砾废墟之下。很多人也都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我第二天就写了一篇文章,《花朵凋零哀伤》,我说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是,孩子的生命更宝贵,如果可以的话,大人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孩子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希望,是未来,而且他们什么都还没有来得经历就结束了。为什么会垮塌得这么多呢?这是我要追问的问题。我接下来写的第二篇文章是《有何胜利可言,除非彻底反省》,我在网上看见资料说,对这次地震,其实是有说法的,虽然不是的预报,是模糊预报,模糊预报能够成为我们防范灾难的依据?为什么这些信息没有被有关反面收集、整合、利用呢?如果不反省我们的这些机制,恐怕很难有什么的胜利。第三篇文章则是我被中国的民间所感动,我谈到《中国的道德土壤》,我认为中国的道德土壤在民间。很多老百姓,他们舍生忘死,他们能够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他们还保有人的良知良能,没有被污染。我还表扬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的温总理,他间去到了灾难现场,他是知道民间的,跟民间相通的,他是中国民间道德产生出来的好总理。

我说这些,是说我一开始就是从反思的角度进入这个事件的。我在凤凰卫视看见一个评论员,雪灾的时候,他说,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救灾。现在地震的时候,他也说首先是救人。这当然也是对的。但是,雪灾之后,谁在反思呢?我不知道。地震之后,是不是一定能够会有人反思呢?我不能肯定。而且,关键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到现场去救人了,很多人都不在现场,很多人,按照社会分工,他们的工作就是思考,为这个国家、为我们很多人思考。我的思考是粗浅的。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成都的网民,是在光明网的论坛上,一个叫“华山剑”的网民,他在灾难发生的时间,就开始在网上发帖,提出了多、好的建议,因为他对那一带的情况了解,加上他良好的知识背景和头脑,他的思考深入、周到、可行。假如有关反面很快就采纳他的建议,网民的救人、救灾的效率一定可以得到提高。也就是说,无论是灾难发生的过程中,还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反思都重要。那种反思应该缓行的观点,我是不能赞成的。我先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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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 绍培

老亨:

心怀谦卑 地震发生以来,一直不敢下笔写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自己对地震的认知还不全面,唯恐自己写的文章以偏概全,汶川地震是对整个中国的一次大考,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的一次考验,文明越发达,人类在灾难面前越脆弱。

四地震发生以来我还没有写文章反思,个人觉得信息还不够充分,不敢轻易地反思。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因特虎网站,关注网络的传播模式,网友声音的叠加效果可怕,把以前夫妻的“床头耳语”叠加到网上来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传播现象。

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网友发表的各种反思的声音和有意思的资料整理在一起,并将比较好的文章进行推荐。我觉得反思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到一起,反思的机会在逐步走向成熟。

四川地震破坏的东西不只是对硬件的破坏,即对建筑物的破坏;地震的破坏力远远超过这个,软件的破坏也厉害。从国际经验来看,每次地震的发生对人类心灵的创伤远远超过对物质的的创伤;尤其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我们的城市化建设进程,过快的的城市圈地运动,建房建城,但却忽略了建筑质量的把关,现在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北川倒塌的那么快,这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这个时候我们来反思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反思我们国家的软件建设已经到时候了。


深商研究会主要发起人 因特虎负责人 老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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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瑞波:

四川大地震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个时候刚好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设进入关键的时期。地震发生以第,由于信息传递不够对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的严重性;后来,我北京的同时也说感觉到了震感,随着信息的不断释放,我也看到了搜房网的倡议书,开始意识到事态越来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我们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看到了国民的责任感和爱心的传递。我们在行动中贯穿了五个阶段:责任传递阶段、道德感染阶段、爱的奉献阶段、身心投入、让灾难不再重演。

我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在中国教书的外国教授问学生:“目前四川发生大地震,缅甸也发生大地震,你们是先救中国人还是缅甸人?”学生无法回答。但是如果这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美国9.11事件、刚好别国也发生灾难的时候,有老师问学生:“你们先久美国人,还是先救外国人?”这个问题,学生肯定会把这个老师轰下台去。实际上,当这么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已 出了种族、肤色的范围,他是全人类的不幸,所以我们应该抢救每一个人。


中指研究院华南区总经理 侯瑞波

贺承军:

这样一场大灾难发生后,的确值得让人反思。我从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角度上来反思这个问题,已经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新浪网和搜房网上面。

我想这么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必将推动新一轮的城市理论与城市建设的变革。地震提醒我们关注城市与建筑的实用、坚固与安全,回顾世纪之交,中国城市规划学界曾热捧过一个概念,叫“山水城市”,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真的对城市有关注,而是想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集未来学问之大成的一门学问,而具体到提出这概念的那位大学者,他其实还主要地是关心一种象古代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城市之美。由此可看出,集之大成的中国学问,关心“美”远远超过关心大众聚居的城市的坚固与实用。震前,汶川很美,即使有那些丑陋的建筑,她也很美,而建筑真正的丑,不在形式,而在于它不能庇护生命。汶川那个地方的确有山有水,但是灾后重建,肯定不是要建造山水城市。对于乡村建设,我们必须考虑把老百姓安排在深山里面生活是否合适?对于城镇建设,大量人的聚居住地到底安排在什么地方才是科学的?因而说,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过程中,建筑规划需要通盘考虑,包括城市规模、容纳人口、建筑结构、建筑材料等等都需要系统地考虑。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大家注意到当这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在现场帮忙,到处都是他们身影,他们都在无偿地付出。尤其,我们还注意到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出现了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由千千万万的民间组织构成了公民自治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这次地震灾害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民间能否形成气候,在今后的社会中能否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活跃,这还需要时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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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谢谢前面几位的分享,也让我有机会学习一下。说到这次地震,因为刚从老家赶回深圳,12日下午,我在网上很快就看到了新闻,并且看到我家里有震感,我就打了电话回家问,幸好只是微小的震感。当日,我发现很多人对地震没不敏感,觉得不会太严重,我看搜房网的首页也只是业主论坛推荐了一个贴子:“地震了,你的家人还好吗?”直到13日,随着地震灾难的迅速扩大,我们也立刻开了一会,大家突然意识到媒体的责任和房地产行业的事,都觉得应该为灾区做一点事,,就由我这边起草了一份《“抗震救灾”:致全市房地产行业的一封倡议书!》,并在凌晨发了出来。刚才侯总也提到过。我们的倡议书发出来之后,也得到了很多地产行业的强烈反应,同时,他们也纷纷问我们该如何捐款、捐物,给我们感觉是献爱心的渠道一方面很少,另一方面是公众还不太清楚自已的钱和捐会到何处,如何监督?这是目前大家所热点关注的“善款善用”,包括民间捐助问题。刚才听到老亨、贺博都讲到了城市化过快的反思,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反思:“粮食危机下中国城市化步伐不应太快!”。因为在5月12日之前,我回农村的老家,对“粮食危机”和“新农村建设”有深刻的感受。首先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只为保肚子,种粮积极性不高。其实,粮食,农民也得不到好处,尽管国家已把农业税免了,因为其它费用,如化肥、农药也涨,这都是石油价格惹得祸。为此,我觉得,中国的粮食问题也是的问题,全球“粮食危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彻底反思。令人不安的是,有人也在不停地在鼓吹“城市化”,并建议放弃“18亿亩耕地的红线”,转移更多劳动力到城市,进而热价。有人鼓吹“农民转移城市”,而城市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农民工的姿态,处处存在岐视。相反,“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也要”又好又快“发展,比如现在的“村村通公路”、水利设施等基础总体不错,也出现不少“豆腐渣工程”,农民怨声载道,需要相关部门严加监督。还有农村金融、医疗保险、农技培训、产销渠道等等都不完善,仍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加强。我们不仅要反思我们的农业,宏观政策,更要放到整个国家社会层面来反思我们的城市化思路,要在地震灾难来临的时侯,更要考虑现在的城市化战略是不是可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是不是安全?我们现在不妨让城市化的步伐慢一些,让“新农村建设”得好一些。

谈到“灾后重建”,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灾后重建”会让中国经济重焕生机!我主要五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中国爱国心、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的时间里,、解放军迅速亲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为国人作出了重要表率,激发了国人发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并赢得了的赞誉。这不仅仅展示的是中国政府强大的执政能力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更让中国人焕发出了新时代的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而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利的。这一次我也明显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力量,看到了传统复兴的迹象。这与近两年中国的“国学热”也有一定联系,包括这场地震后,有不少学者提到了国人要重视“易经”、“道德经”等经典。

其次,在和全球华人不断伸出援助之手之时,政府的“灾后重建”已提上日程,这不仅是“经济重建”更是“大国责任重建”。关于这场地震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这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正是国力衰弱、满目疮痍、百废等兴之时,而如今中国的财政收入是高达五万亿元,可谓国力雄厚,有足够能力来应对灾难。更何况,民间资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次援助可谓是源源不断,民强也是一次大的展现。“大国责任重建”,并非是虚妄的自我标榜,是国富,更是民强,更是负责任、勇于面对灾难,“以民为本”的形象。

其三、“灾后重建”更是“社会生态重建”。一场突入其来的地震灾难,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为之停滞、痛定思痛和深刻反思。使我们想到行业的责任是“建筑要高于生命”、要对传统的“”理念重视起来。事实上,从地震科预报到房屋建筑质量,从环保生态到天灾人祸,从经济至上到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从政府、军队参与救灾到民间组织支援,全球华人伸出双手到的人道主义援助,从热心志愿者到专业救护队,从捐款、捐物、献血到现场救灾,从新闻报道到舆论监督,从爱心捐助到审计部门介入,从贫富差距到社会公平正义,再从企业社会公民到政府责任,每一个环节都在激烈碰撞,有火花也有伤痕,但也是重建的契机。中国政府在“十七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这无疑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因。“灾后重建”无疑为“社会生态重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这场地震中,我们注意温总理身先士卒提到了很多关于“生命至上”的言论,令人震憾,网友也整理出了“温总理十大感人语句”,这也过去官员视人民为“草介”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这次关于政府信息披露条例的热行也令人赞赏,希望这能形成新的传统。

其四、“灾后重建效应”的已穿越“奥运后效应”。2008年曾经蔓延的“奥运后效应”可以休矣。地震、奥运,这一悲一喜属于国人的重大事件,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复兴路上的不易与艰辛。关于“奥运效应”,诸多经济学家们认为曾提升了中国的经济预期,提升了国人的自信力。但与此同时,提出了警惕:“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会大崩溃!”他们认为,根居国际经济经验,很多国家的经济会因此一蹶不振,因为“奥运会”会透支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以来,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以致于今年以来,国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极不乐观,连温总理也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但事实上,地震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区域经济还很不平衡,仍然需要改革不断深入、持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灾后重建效应”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政府未来将不遗余力地把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当成重点,并着力改善贫富差距、就业和收入不平衡问题。政府的必然会带来新的热点,会带来新的发展思路。“灾后重建”的长期性、艰巨性等特性,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要提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将发生重大转变。如果说,奥运曾经寄托了中国融入的梦想,那么“灾后重建”则是中国人的新希望。

其五、中国社会文明的进程总是充满荆棘,一百多年的历史总是多灾多难。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可以从《周易》乾卦的卦辞找到答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温家宝总理给这场灾难写了四个字“多难兴邦”。这是发自心底的勉励,也是充满信心的希望。

刚听到绍培老师讲到的反思,我也有感触,作为媒体人,我们也欢迎反思与批判,问题是在大家都在忙着“抗震救灾”时,突然出现了一些反思、“谩骂”的东西,就觉得不太和谐,也会大大影响大家的“爱国热情”。在石“捐款门”的事件上感受就深,正如石所说的:“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来反省这个事情,觉得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特殊情况下、那样来回复一个帖子,是不适当的。所以提到这个事,我当然是感到歉意的,感到大家都是在赈灾线,唯有我这个帖子是分散了一些网友的注意力,而且对万科,对我本人,对希望我们在赈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些方面,对这个帖子很失望,甚至产生很大的愤怒。”

石道歉,确实也引出了大家近期所密切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稍后再和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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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军:

我对“”、“多难兴邦”的观点不是太认同。什么是“”?浅显的例子是:地震,人也震,这是天(地)人合一,而我们人类希望是,人工造物要使人类能做到地震人能不震,或者说尽量不受震灾的影响,我们不希望,人要从自然灾难中安然躲过。因为人不能默默承受地震灾难。另外,建筑也不能一味地讲的美观,与自然和谐,要实用和安全、持久生存为重点。至于兴邦,这是不须论证的问题,因为个人、家庭和国家都希望兴旺发达,这是天赋使命,但一定摇多难吗?在我们这个有治水传统的国度,洪水反复来临、治水英雄辈出,构成了的“多难”的现实与“兴邦”的愿望之间社会心理的牢固杻结,这个词类似于民间语文的“破财消灾”。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不多难而邦兴,不破财而灾消,这才是我们的智慧的新的增长点。

关于万科捐款遭遇诘难一事,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与资深的评论家刘洪波一致。他在《两种霸道都令人厌恶》写道:“捐不捐,捐多少,个人有权决定,他人也有权评论。不许人自己决定捐款行为,是霸道;不许人评价你的捐款行为,也是霸道。我对这两种霸道有同样的厌恶。”这两个“霸道”说的有道理,谁都不应该。

我们在这次地震灾害中看到了企业家的捐赠行为,其中万科也尽自己的能力为灾区献了爱心,5月12日当天万科地产就捐赠了200万。但随即招来网上网民的漫骂和非议。

不过,据石后来向网民道歉的时候回忆说地震发生当天万科个做出回应,立马把董事会授权的余额全部捐献出来了,之前万科为雪灾也捐了好几百万。万科毕竟是一个上市公司,运作比较规范,捐款审批下来需要一个流程,周期比较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也算是时间倾其了。

绍培:


今天的话题,贺博士本来想侧重灾后重建。但我想不妨把话题稍微拓宽点,到目前为止,5.12地震发生已经有两个星期了,艰难的救人阶段已经过去,马上将进入更为艰巨的重建阶段,现在更应该是可以反思的时候了。我粗略地想了一下,觉得有这么几个点是可以关注的。

点是,四川地震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众所知周,本来之前大家都把奥运会作为今年重要的事情,但是谁知道突然地震来了。现在可以说,地震肯定是今年重要的事件,比奥运会重要不知道多少倍。首先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说,电视台不间断地直播,各大网站全方位的报道,很多人都成为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各自的报道。我记得戴安娜逝世时,据说全对这个事件报道的总量比报道二战的总量还要多若干倍。现在可以肯定,这次地震的报道总量,奥运会是无法超过的。这个天量的报道,为这个事件成为划时代的事件提高了前提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这次地震发生在特殊的年份,这是一个格外有激情的年代,由于少数藏独分子干扰圣火的传递,由于少数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很多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民族主义激情也持续高涨,有没有这个激情作为背景,是很不一样的。由于有这个激情的背景,这次地震因此有可能成为划时代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成为了划时代的事件,也是不一定的。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思了这个事件,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第二点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垮塌了,在里面一定有很多“豆腐渣”工程,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别的“豆腐渣”工程。我们现在都知道区别硬件和软件。建筑不行,这就是硬件的“豆腐渣”工程。那么,还有没有软件的“豆腐渣”工程呢?比如说,北川,新建的建筑倒掉了,老的建筑倒安然无恙。这个建筑还获得了建筑奖的。这么一个“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可能验收通过?为什么还可以获奖?表面上是工程质量问题,但往深处看则是我们的体系、体系等等出了问题,也存在着软件的“豆腐渣”工程。我记得早在80年代,大家天天谈,“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喊了这么多年的口号,结果又怎么样呢?这次地震灾害中有那么多教室倒塌,我们的基础设施如此不堪一击。可见,光会喊口号是不行的,你口头上说重视,事实上一点也不重视,重视的只是那些家长,因为孩子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读书。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种机制,一种制度,就算你不喊口号,这种机制也能保证你的不可能差到哪里,就算那些官员、包工头、承建商等等的人品未必多么高尚,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依然可以信赖。当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机制本身不能是“豆腐渣”工程,要真正有效。通过这次地震,我们知道,光是喊口号什么也不能保证。

第三点是,这是一个观察集体无意识和大众激情的机会,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的。为什么要观察这些东西呢?这跟抗灾可能关系不那么直接,但是,在一个群情激昂的氛围中,人们的行为、思维以及表述方式,都会受到激情的影响甚至支配,我们很快就要说到,为什么石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跟这股激情是有关系的。在此之前,守护圣火、抵制家乐福等等,很多人的激情高涨,这股激情还没有消退,这中间一些人随着地震的发生转移了战场,一部分去当了志愿者,到灾区救人抗灾去了。还有一部分在网络上活跃。我觉得里面有些人可能变成了捐款的监督人。他们多半比较年轻,在现实社会上可能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超越自己利益的宏大目标,也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权力饥渴”和“荣誉饥渴”。因此,有一部分人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和“正确制高点”的方式,或者通过跟一个宏大目标的相互联系,既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也能够尝到荣誉的滋味。这个现象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人都是有“承认欲望”的,需要被人尊敬、承认、听从,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欲望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宝贵的,其实这是一个族群活力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激情由于它容易化、简单化、片面化,也很容易成为一种不宽容的力量,有时候甚至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它会把任何跟自己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都推向被审判的位置,而且,往往把理性的表现理解为冷漠。这股激情既载舟又覆舟的两面性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四点是,大地震给了全体中国人一次学习的机会,大家都在学习,不仅孩子向父母学习,政府也在向国外学习,所谓的精英也在向民间学习。我听说一些低年级的小孩刚开始在哀悼的时候还发出了笑声,因为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他们的父母知道这个事情后,于是把孩子叫到电视机前,让他们看灾区现场的电视画面,看那些逝去的生命,看那些小孩无助的眼神,看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民,于是孩子就知道什么叫悲伤,第二天默哀时,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是对生命的哀悼。小孩子在学习,我们的政府也在学习。国务院决定把5月19日-21日定位哀悼日,这也是学习的结果。这么隆重和庄严的哀悼,对那些失去生命的黎民百姓的哀悼,在我国建国以来还是次。大地震发生后,不少学者就建议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他们的建议获得国务院的采纳。这种学习精神可贵。另外,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习,尤其是那些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高度关注,平时是很自然的行为,在这个时期可能是不对头的。在应对灾难、应对突发事件时,我们会受到特殊的考验。但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习,有一些喜欢指责别人的人,也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得体。以上是我的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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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瑞波:

关于万科“捐款门”事件也让我想起企业的也会责任。我在这里主要说两点:,我自己本身是做企业实证研究工作的,通过这次事件的考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成为常态。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应该去量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企业榜样,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学习。第二,我们呼吁政府提供更多的救助渠道,鼓励企业直接回馈社会,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相关媒体也应该进一步放大这种声音,我们提倡爱的风险,但是不提倡道德劫持。企业、个人都应该自觉接受社会的检验,企业也有责任接受社会的检验。

老亨:

我个人认为“救灾宜急,重建宜缓”。地震灾害刚发生时,救人救命是重要的,生命与时间赛跑,毕竟人的生命是位的。我们都需要像温总理一样,灾难发生几个后就赶到事故现场。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徒步前行,强行空降,像闪电一样的速度抢救围困的灾民。

但是,灾后重建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千万不能急躁,需要理性、科学的规划。我前两天去罗湖区政府办事,当天下大雨,下水道里面的雨水很快就漫上路面,又脏又臭。这么一个小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多么的重要。当然,我们步是要利用临时板房安置好受灾难民,据建设部透露,国家初步安置灾民需要3个月时间。那么3个月以后灾民如何安置?灾区如何重新规划建设?我们建多少房子,配多少、医院,房子建造采用怎样的结构,这都需要深思熟虑、科学的论证后才能开工。的重建工作仅凭一腔热情是不行的。

现在说到万科捐款门这个事情,我觉得石还是比较冤的,钱也捐了,力也出了,结果还是撞在枪口上了。这件事情发生后,万科是否依然是中国的企业,石是否还是的企业家,我想这需要时间证明。我们要提防一个现象的发生,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毕竟象万科这么好的企业在中国不多,万科的商业伦理迄今为止还是典范。有过错可以批可以骂,但是如果一棍子打死,那就显得过了。好人犯错不包庇,但是也要有个度,否则做好事的人,脊梁骨就要发冷了。宽容应该成为我们国民的品格,对穷人、对富人,都一样,如果要严格,首先是对自己。只有这样,这里的人们才是可爱的,这片土地才值得眷念,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值得人们去爱。


绍培: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全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血的出血,义不容辞。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些网民马上成为各界捐款的义务监督员,免费地在网上发布捐款的排行榜,然后评价这些人捐多了还是捐少了。开始就有人议论 不够意思,还有查他在美国风灾时捐款的情况。也有批评 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灾情了解还不够,可能会有人认为,在那么偏远的山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吧,这也是开始捐款不够分量的一大原因。但后来,随着对灾情的了解越来越多,捐款的情况也就很不一样了。石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比 、 好像要稍微晚一点。如果他不是一个那么勤奋的博客写作者,不跟网友说那些话,也就没有问题或者没有把柄被人抓住。我认为他的话大致是不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认为企业没有捐款的义务。当然,我也看到郎咸平近谈“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说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基本的概念都不太深,在西方企业是上帝的企业,所以一开始整个伦理道德,整个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那就是当职业经理人发挥你对上帝的信托责任,你就要给这个整个社会,这个老百姓,也就是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而中国人只想自己,不管社会。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也有人说万科是股份有限公司,是上市企业,而不是家族企业,石也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以捐款不是那么随便,需要科学决策。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关键在于,2008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都被激情包围着、燃烧着。我要再次强调,激情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它意味着精神层面的欲望,黑格尔也是看重这个层面的,他说可以断言,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但是,这种激情也趋势一些人抢占道德制高点,用一个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只要这个人可能没有达到,那么,这个人就被宣布为异类。在这么一个群情激昂的大背景下,石说的那些话才显得不合适宜,但它符合常识。我觉得那些指责石的人应该想一想,石他们做的事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是好呢还是不好,是一种推动呢还是一种阻碍。反正我看见的是,石的公司捐出了很多钱,他们很快就去检查建筑的质量,他们进入灾区考察重建,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商人的精明,是利益驱动,似乎只有彻底公无私才是可取的,这就很奇怪了。我认为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正面的,石作为个体是杰出的,他的公司也是的。也许石不是圣徒,他还没有达到圣徒的标准,他的公司更不是,但因此就要把他消灭吗?就要发起一场抵制万科的运动吗?把他消灭了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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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我昨天也做了一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课,因为近“抗震救灾”过程中,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关注,也有很多误解与偏见、认识不够深刻,很有必要反思一下。在此顺便和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要说清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搞清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为此,“企业公民”的概念应运而生。企业公民(Coporate Citizenship),一般解释为企业为了表达出对人类、社区以及环境的尊重,所做出符合道德及法律规范的发展策略。对于小型公司来说,企业公民作为可能只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提高公共关系,或是获得其他利润,而零星推动的一些小规模的行为。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企业公民作为通常被看成是企业体中一个重要的发展策略原则。

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再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提出的,此后全球的许多大企业纷纷发布企业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一些的国际评估机构也开始以这份报告作为评估企业的重要参考。我国目前已有4家企业开始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对于“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的企业都在探索之中,属起步阶段,尤其是中国房地产企业都在积极地投入实践,其热情之高!但我们需要启蒙、需传播、更需要执行。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偶然行为,而是具有持续性。这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能力有大小,责任感有强弱,也有不断发展、认识的过程。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不应是心血来潮,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是破坏得比建设得多。

第三、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单纯的捐款、捐物等慈善行为,范围极为广泛。企业一诞生,便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便自动提供就业机会、承担为企业赚钱赢利、合法纳税、遵守商业伦理道德、善待员工、并提供安全和高质量的产品服务、知识产权方面、还要有良好的环保记录和改善社区生活的行动。所以说,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重要的一环,但还远未是全部。

第四、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长期战略,而不单纯是品牌传播行为。严格意义上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即是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因为企业的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与社会、社区和谐相处,并以此来体现企业文化的张力,而非是“垄断”、“侵略”、“破坏”和追求短期利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可以为公司的品牌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但不可以代替企业品牌。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大多与商业无直接关联,而品牌则是商业活动的发动机。

第五、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自我宣扬,而是需要第三方、公众的审视。毫无疑问,由于“企业公民”概念在国内流行不久,很受企业追捧,但也渐渐形成了“形式主义”,有很多企业当成了企业品牌与广告行为,有的甚至直接用“钱”来买“责任”。事实上,我们已进到了一个全方位沟通的时代,信息无处不在,已变平,竞争越来越激烈。未来的企业必将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强调与社会交流与互动,企业有没有社会责任,很快就会被公众反馈出来,网络媒体将会起到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同时,企业也会吸收很多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第六、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要说,更要做。“行胜于言“,要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光喊口号是不行的,要体现在行动上。企业要在的自已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大方向下,还需要一套可执行的措施,比如要有具体政策执行规范、执行计划、评价标准和行为准则,对涉及公司发展、员工个人义务、培训、反歧视、利益冲突、贿赂回扣、内部交易、反垄断、商业信息使用、遵纪守法、社会援助、公益活动和环保等方面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约束。正如有称:企业只捐款、拿出钱出来是不道德,更重要是要把钱用到实处,用得有意义。

第七、“好好经营,让企业赚钱就是的社会责任,不赚钱是不道德的”。这句话表面看是对的,但实上,正如以上第三点,企业赚钱只是其企业的自发、自觉和行为,但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因为,企业可以不顾一切地赚钱,但有可能破坏了自然资源,还有可能违法等,更重要是不可持续发展。

其实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仅要对赢利负责,而且要对环境负责,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个过程。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赢利至上。

1970年9月13日,诺贝尔奖得奖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登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的文章,指出“极少趋势,比公司主管人员除了为股东尽量赚钱之外应承担社会责任,更能彻底破坏自由社会本身的基础”,“企业的一项、也是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社会经济观认为,利润化是企业的第二目标,企业的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他们必须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他们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这是迄今为止由政府签署并承诺执行的多边、综合性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虽然对任何国家或公司没有约束力,但要求更加保护利害相关人士和股东的权利,提高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2000 年该准则重新修订,更加强调了签署国政府在促进和执行准则方面的责任。

第二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关注环境。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它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关注点由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产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一些涉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舆论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很多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第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会责任运动兴起。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所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又称“企业行动规范运动”或“工厂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而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NGO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self-regulation)的 “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social regulation) 的“外部生产守则”。

从某种意义来说,万科需要更大的包容心来自公众无论是负反馈和正反馈,因为这个社会是不断开放的网络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明星们都会将产生自人们拇指下、指头间,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公众有效监督,而不要去质疑公众的智慧。同时,我也相信万科会挺过去,中国人还是相信一句叫“行胜于言”,只要石和万科坚持“可持续性”地行动下去,人们还是会理解的。正如绍培老师讲的,地震将是中国划时代的事件,中国必然会重生,那么对于企业而言也应是如此,企业也应该彻底反思。

贺承军:

灾后重建正徐徐展开,我们或有机会直接投身其中。万科除捐款之外,还组织了专业队伍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他们在忍辱负重中扎扎实实做事。“捐款门”事件对万科确是一场磨难,相信经过这样的事件磨练,万科人和中国人会在面对灾难降临时,变得更为成熟。今天聊得很精彩,本次沙龙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希望下次再找一些话题再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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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反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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