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去年，我加入了一个群，群里有很多人，我们都用门牌号来区别对方。我们喜欢讨论装修、喜欢讨论、讨论、讨论华为、讨论天安云谷、甚至讨论娱乐八卦、家长里短。
去年，我加入了一个群，群里有很多人，我们都用门牌号来区别对方。我们喜欢讨论装修、喜欢讨论、讨论、讨论华为、讨论天安云谷、甚至讨论娱乐八卦、家长里短。但在2014年年底，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只讨论同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按约拿到自己的房子？而我，一直保持沉默。
26年前，80年代末，我爸在山上教书，我妈大着肚子要从市里坐很久的车，晃晃悠悠走很远的盘山公路才能上山看我爸一次。山上很冷，风呼呼的刮。但即使小屋外天寒地冻，小屋里却是另一个温暖的，他们能在那里温存上一整天，直到不得不再次面对分离。
后来，我出生了，我爸也调动了工作，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小小的红砖房里。那是我妈分到的职工临时宿舍，房子是平房，但也能遮风挡雨。我妈说，那时怕的就是老鼠咬我的小脚。我爸说，我很乖，哭闹的一次，他抱着我在四下无人的院子里走了一整夜。
再后来，我爸有了买房的机会，是单位给员工的福利房。房子一共六层，两室一厅、六十平米。于是，我们欢欢喜喜的搬进了位于五楼的新家，这个高度虽然难爬，但从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山坡上的竹林，绿油油的，随风招展。我妈小心翼翼的把新房钥匙系在一条绳子上，挂在了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千万不能弄丢了。当然，钥匙终究还是被我弄丢了，换了一把新钥匙，而家里也重新装修过，又住了几年。
到我念初中的时候，爸妈卖掉了两室一厅，为了能换一个大一点的三室一厅。但卖房得到的五万元离首付还差了一点，外公帮爸妈补足了余款，剩下的钱他们选择了贷款。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了14楼，不过还好这次是电梯房。别人都说14不好，谐音是要死。我妈偏说14很好，4就是dore mi fa 的 fa，要fa的意思。住的更高以后，视线就变的更好了，阳台也比以前大了很多。从落地窗望出去就能看见一片江，江上有一座桥，桥下的江水里倒映着远方的青山和灯火。我爸说，窗外的这片景色，让他想要在这套房里这辈子住到老。
而我没能陪爸妈住到老，就离开家乡去珠海求学了。刚去的时候，珠海的房价是六千一平，四年后涨到了一万多。我的同学开玩笑说，如果当初把我们上大学的钱拿去买房子，那现在我们就不会因为找工作而发愁了。毕业那年，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我的很多同学都从事了和房地产相关的工作，学不动产的当了销售，学中文或者传播的当了策划，甚至很多专业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通通涌向了地产公司。
而我毕业后在深圳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应届生工资不高，每个月还要拿出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即使我是和别人合租，住着屋子里小的那间。房间里除了一米二的小床、衣柜、书桌，几乎就再放不下什么东西。那时，和我同住的人里，有一对年轻夫妻，两人总是吵架。妻子嫌弃当房屋中介的丈夫没有能力，使得孩子只能养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老家。在这个常年见不到孩子的女人，用她高分贝的嗓门歇斯底里的不断咒骂她的“无能”丈夫半年以后，逼得我终于不得不下定决心搬家。
恰好那时大学室友邀请我同住，我就从景蜜村搬到了鹿丹村，从一个村又搬到了另一个村。这样频繁的搬家和心酸的蜗居，大概是每一个外地来深圳的人都曾有过的体验。我问大学室友，之前的租客去哪了，她告诉我，有两对夫妻都因为存够钱买了房而搬走了，希望我住进来以后也能沾沾这个房子的好运气。
如果房子真的存在运气一说，那自然也就会有用光的。没多久，她就和谈了四年的男友分了手。她爱着深圳的繁华，但他更爱小城市的安逸。在这座城市选择继续奋斗的我们，尽管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起半个平方，尽管租住着一间父母一来看到就摇头叹气的陋室，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留下来看看，这个城市会因为有了我们而多点什么不同。
在那段孤独的只有彼此能依靠的日子里，我们两个女生常常一起去蔡屋围买宵夜，一起在滨河天桥上看车流，一起用脚去丈量这个还算陌生的城市。路过一个叫“幸福里”的高档小区时，她会指着它对我说，你看，他们住在幸福里，而我们在幸福外。但终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2013年7月，在认识了两年以后，我和男友终于走到了一起，并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这一次，我们决定不委屈自己，租了一间一室一厅非毛坯的电梯。房子入住前没有家具，我们就去宜家精心挑选每一个家具。因为宜家的沙发太贵，为了省钱几百元钱，我还上网淘宝、货比三家。而比买家具更麻烦的是搬家，同样为了省钱，我竟然租用了黑面包车搬家，还因此闹出纠纷报了警。警察没有来，但2014很快来了。
一年之后，房东竟然言而无信要求涨房租，并且毫无商量的余地。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如果在小城市，我们早已是家长逼婚的对象，但是在深圳，像我们这样过了晚婚晚育年纪的男男女女仿佛一抓一大把。横亘在婚姻面前的难题是，未婚夫妻往往都需要一套房，一套老人来了能住，孩子能口的房。但是在动不动房子单价就上四万，的深圳，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呢？
于是我们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去关外买房。尽管位置偏远，尽管生活不便，但是价格足以让囊中羞涩的我们动摇。但现实是，虽然已经将条件降低到了关外，但是在看房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常常兴高采烈的去，唉声叹气的回来。他每一声叹息，都像往我心里捅了一把刀子。一线城市的房价，让两个出生在三线城市小康家庭的年轻人一愁莫展。
去年三月的，我们去到了佳兆业城市广场的楼盘看房。那里很偏僻，农民房一望无际，但是再荒凉也不会有我的爸妈年轻时住过的山头荒凉。那里的房子很高，30楼以上越高越，但是我再也不用像我的妈妈担心我一样，担心会有老鼠来咬我孩子的小脚。那里的容积率很高，花园虽漂亮但却不大，不过在孩子哭闹时，还能容得下一个爸爸抱着他的孩子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轻声安慰。那里的房子户型小卧室小，加上赠送面积才能勉强挤得下一家三代，但是丢了钥匙不用怕，每户都有密码锁。那里的房子朝向决定价格，朝着北方便晒不到阳光，但是我能像候看竹林看江河一样，长大也能透过窗户看连绵的群山，看已经被规划好的坂田究竟如何一点一点的被时光改变。在掏空了三代人的积蓄付了一套41楼的房子首付以后，我以为我能看到。
直到佳兆业的房源被锁定了一两个月，谣言四起以后，我开始产生了一点点怀疑。很多人说，“你们业主要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时候不闹，等佳兆业破产，等银行把钱都抢走以后，业主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有人说，“我们没有买毒贩毒，我们没有知法犯法，我们买的也不是小产权房，而是商品房，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后果？”我深信，民众的这些反应统统都在政府的意料之中。我更深知，面对强硬的政府，无论业主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政府的决心。而面对柔和的政府，即使业主什么都不做，政府也会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底层人民的权益。
毕竟有那么多的人，以卖房为生；有那么多的人，因房而争吵；有那么多的人，才刚拥有一个家；有那么多的人，离家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这个时候，子弹在天上飞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做。或许，我是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在一些人“者活该”的言论里保护自己？我要怎么样才能在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心不偏不倚？我要怎么样才能宽慰那些整夜失眠失声痛哭的人们？我要怎么样才能驱赶大厦将倾笼罩在我的大家庭以及我即将组建的小家庭头上的阴影？我要怎么样才能像我的父母一样，从无到有，把日子越过越好，给孩子、给老人，给值得拥有也理应拥有幸福的人们一个家？
这个答案，我不知道。
一名无知的业主
写于2015冬天，比别处更冷一点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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