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保持在6.7%，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应看到，很大程度上经济企稳要归功于一揽子反周期刺激政策的推出，而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周期归来”、积极财政政策下基建发力是功臣。
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保持在6.7%，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应看到，很大程度上经济企稳要归功于一揽子反周期刺激政策的推出，而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周期归来”、积极财政政策下基建发力是功臣。
问题是，旨在为结构性改革腾挪时间的反周期政策，似乎让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如债务率再次抬升、产能过剩严峻、资产泡沫加重、民间疲软等。
一季度经济“开门红”之后，基于对以往“大水漫灌”的担忧，反周期政策开始回归中性，但主要经济指标在4月份便开始回落，民间增速更是连创历史新低。由此可见，即便前期政策动能让经济维持企稳态势，但反周期政策的“性价比”很低，经济企稳并不牢固；另一方面，增长内生动力弱小，填补不了传统动力留下的空挡。
自2012年以来，出口连续4年拖累经济。今年1~6月，美元计价的出口又下降7.7%，在外部“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期待贸易反弹不太现实；信息共享下，网络消费的替代效应明显，居民收入也开始下降，消费贡献能稳住就不容易了。这样看来，传统“三驾马车”中，唯有是可以寄望的。但是，出口疲软叠加去产能提速，制造业必然会下滑。
基建和房地产带来的高量级需求，仍旧是托底经济、为改革赢得空间的不二选择。问题是，今年3%的财政预算赤字率已基本固定了年内的财政支出空间，加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待完善、PPP无法有效吸引量级民间资金的情况下，过去几年20%以上的基建增速很难维持；二季度以来，由于前期过度上涨，加上对资产泡沫的顾虑，政策开始收紧，楼市上攻态势减弱。
6月，30个重点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3%，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比5月下降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年楼市的生力军——二线楼市开始回调。由此，滞后6~12个月的新开工和开发或受拖累；若楼市回调，加上去产能刚性考核（未来3年清退345家僵尸企业、压缩钢铁和煤炭10%的产能），传统行业“周期归来”或昙花一现。因此，的“三驾马车”，即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托底难度很大。
推进供给侧改革，这是破解中国当下经济问题的当务之急，也是近期高层召集经济学家、企业家“问诊”经济后形成的共识。发力“三去一降一补”已形成倒逼。但是，长期着力于需求刺激，让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传统经济收缩冲击大。因此，除了要改善供给结构，还要关注需求侧的深层次问题，即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需求侧结构性刺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1世纪的城镇化，被誉为继上世纪90年代出口之后，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内需驱动的新引擎，这已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我国的既定战略。目前，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即大城市化、都市圈化、大都会圈化。尽管农业转移人口、红利人口在2010年后掉头向下，但低端出口疲弱和制造业去产能的背景下，三四线城市、部分二线城市人口会向京沪穗深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迁徙，而未来1.7亿新增城镇人口也将会涌入就业机会更多、服务业为主的三大都市圈。
同时，近期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铁路网升级为“八纵八横”，并将建立以城际客运为主、“”换乘为导向、与等轨道交通工具“”的综合交通体系。密集铁路网和轨道交通大发展提高了大城市的辐射范围，为“1”，甚至“0.5”都市圈提供了难得机会。另外，近期京津沪大幅缩减耕地保有（北京缩减近50%、上海缩减25%），完全是遵从2015年底城市工作会议“顺应、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也就是都市圈时代。
未来，包括三大都市圈在内的20个都市圈，将吸附我国80%以上的城镇人口，而三大都市圈将集中其中一半以上人口。由此，不管在、市政等基础设施方面，还是维持房地产开发在顶部运行，或是、医疗、文化等“短板”上，都将带来巨大的固定资产效应。此外，包括1.5亿“三留人群”（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内，未来将至少有2亿人群进入三大都市圈、4亿人群进入到规划的20个都市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其消费的规模化效应，必将对现有消费水平的保持和升级带来巨大利好。
因此，针对目前三大都市圈及内地武汉、郑州等特大城市楼市异常火爆，一方面要加快土地出让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在特大城市与都市圈内其他副及中小城市之间，要通过轨道交通、城际快轨实现互联互通，让基建、楼市和生产的有效边界扩大；此外，今年以来三大都市圈楼市异常火热，都市圈内不同层级城市（京沪穗深等）“”频现，这是都市圈化过程中巨大土地溢价的体现。这部分资金要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公共服务基金”，全部投向、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住房保障、旧城改造和基建等。
同时，核心城市（京沪穗深）公共服务资源占据了都市圈公共服务资源的份额，未来人口向这些核心城市迁徙将愈演愈烈。而且，“三期叠加”的背景下，资金在这些城市集聚，寻求安全资产（比如楼市），核心城市房价上涨趋势难当。因此，房产税要在核心城市全面铺开，并明确房产税的本质是在财富调节税缺失的情况下，基于存量财富重估的具有累进性质的资本利得税，以调节财富分配失衡，反哺公共服务短板，提高新增城市人口的有效需求，并为未来加强都市圈副建设、城市运营管理新增可持续的财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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