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在成长,而且是创新性地成长,这个城市就是有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也有政府的功劳。
昨日，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演讲《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
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空间环境的差别来源于当地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以及政府的行为。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地区的创新要素。
如果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在成长，而且是创新性地成长，这个城市就是有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也有政府的功劳。
9月11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于深圳银湖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2016年秋季理事报告会”。马洪基金会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发表题为《创新中的企业与政府行为》的演讲。唐杰指出，三十余年来，深圳的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本地经济发展，这其中深圳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隐性贡献，充分尊重企业家，扶持、引进、培育了市场。
新常态呼唤源头创新
唐杰首先明确了创新的定义，创新不同于因循守旧，也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发现，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唐杰指出，创新是一种与科学发现相关，在一定条件下采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
马克思、熊彼得等经济学家都曾表示，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从企业层面来讲，创新是现代企业内部有组织、有设计的系统性行为，依赖于企业家的洞察力、高效激励机制、企业内外部人才资源。唐杰认为，创新的活跃度有显著的空间差别，这种差别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
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通过比较下的模仿创新和跟随创新。当前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过去发展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发展的路径也需要调整。唐杰表示，中国正从经济起飞阶段走入经济发达阶段，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从低成本走向高成本，当下企业创新仅仅通过对国外创新进行模仿或本土化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源头创新，才能让企业在高成本条件下获得高利润。
创新类型的划分
如果按照模仿、跟随到创新来看，其实创新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唐杰把创新按照产业类型划分为循序渐进、推倒重来、精益求精。循序渐进，比如汽车产业，在刚刚产生发动机的时候，发动机的燃料有效率只有5%，现在的内燃机可以做到30%，还有60%多的内燃机的效率等待逐步发挥；推倒重来，也就是企业彻底转型，在深圳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传福，他认为新能源汽车不在于内燃机的效率，而在于未来走向智能化，汽车将会变成人工智能；精益求精也很重要，我们国家工业化过程还要很远，不是一蹴而就的，深圳跳过了精细、精密加工的若干环节，这类产品好象我们会制作了，其实还有差距。
唐杰把创新按照组织方式划分为纵向分层、模块外包、垂直整合、纵横结合、横向分工。纵向分层，让每个创新者无法适从，层层批复效率低下，深圳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快，因为深圳是模块化的方式运作，从设计一个模块到设计一个产品，产业升级就完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在深圳慢慢消失，就是因为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知道如何分工。
从新常态来讲，中国的成本不再，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深圳的人均GDP超过了2.6万美元，经过购买力平价（PPP）核算，深圳的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美国则是不到4.8万美元，深圳快追上美国平均的水平。用工成本随着人均GDP不断推高，竞争愈发激烈，企业开始讲蓝海战略，走越深的地方和你竞争的人越少。唐杰表示，对深圳而言，要不断向前沿走，要利用科学技术、复合技术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
创新具有地域空间差别
经济增长就是创新过程，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相同的观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垄断和竞争的基础，只要有垄断和竞争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竞争性的创新过程，垄断消灭不了竞争，只有管制才能消灭竞争。
因此，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不是每个地区都具有创新性，范围内的创新性国家、创新性城市，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奖励机制。唐杰指出，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这个空间环境的差别来源于当地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以及政府的行为。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地区的创新要素。
当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好，都是在引导中国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唐杰说，没有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产生一浪接着一浪的创新浪潮，也不会有由低到高的创新过程。在深圳，合理的政府行为、政企关系还催生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创新要素。
创新的扩散愈快愈广
唐杰表示，创新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
何谓创新扩散的速度？新产品推出到有效竞争者进入的时间。唐杰表示，过去一百年来，创新扩散的速度提高了10倍，换而言之，有效竞争者进入的时间，从33年降至3.4年。以微信为例，如果一年不更新就会有另外一个新应用出来，可能这个企业小，但是足以打败一个庞然大物。
何谓创新扩散的范围？创新活动从单领域向多领域发展，形成全社会范围的创新。唐杰表示，一个行业迅速地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取同样的动作，一项技术能被多个领域采用，它就变成一个范围。
深圳过去五年、十年的创新爆发增长靠的是什么？唐杰指出，深圳靠的是速度叠加范围，深圳的数字技术革命被运用到通讯业、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材料科学等方方面面，分工深度与合约的可执行度造成了深圳与其他地区创新扩散速度和范围的巨大差异。
创新专利在深圳快速扩散
相关资料显示，在深圳，华为公司形成华为系，中兴公司形成中兴系，比亚迪公司形成比亚迪系。同时，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相互关联，比亚迪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手机的窄边大屏幕由比亚迪生产，比亚迪的主业是做新能源汽车的。
唐杰说，由于中国证监会要求一个上市公司的供货对象至少是三家，深圳的企业形成了同时可以享受上面几家大公司创新成果的格局，并入了开放、创新的体系，这样的开放过程中，深圳和出现了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就是企业和企业、产业群和产业群之间的快速整合，一项新的专利技术的产生在深圳扩张得极快。
唐杰以华为为例，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需要一级、二级、三级的供货商，华为的专利技术便成为了一个生产标准，只要进入华为的供货体系，生产标准便向你开放，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团队，这就形成了创新的快速大范围扩散。
产业集群留住深圳企业
曾经有对唐杰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四家企业手上，任何一家搬走都危险。唐杰说，这些企业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它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这样的配套是有效的。
以科比特无人机公司为例，一架无人机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碳纤维、航空铝、特种塑胶、磁性材料等。其中，碳纤维材料占到70%左右，主要用来制造无人机机体，过去用于自行车、汽车改装，碳纤维材料是深圳领先于全球的产业。有些产业在深圳可能留不住，有些企业加工中有粉尘，喷漆时有污染，逐步会迁到东莞、惠州、中山，形成深圳大都市的产能扩散；航空铝占到15%左右，主要为无人机精密零部件，以前用于手机壳和消费类电子的壳，因为深圳的手机和家电业极为发达，这个产业在深圳很强大；特种塑料这个产业也和手机有关，基础比较好，形成跨界整合；锂聚合物电池，用于无人机的动力，深圳是新能源领域、电池领域发达的城市之一；磁性材料只占2%，但是用于核心部件，基本上是深圳的独门绝技。
唐杰说，无人机产业在深圳的爆发，三个产业不可离开，磁性材料必不可少，其他则是产业的配套。据业内人士向他的描述，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和配套之好是全球之，没有之一。
数字化造就无边界扩张
相通的科学技术和无边界的增长，简单的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唐杰认为，数字化造就了深圳无边界的扩张。当前，贵阳也在做大数据，唐杰认为，贵阳是大数据储存城市，因为那里的电，深圳则是大数据搜集、处理。
深圳有多少大数据？唐杰表示，便是深交所，有几千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这是的数据公司；第二大的数据公司可能是华大基因；再次还有华为和中兴等，这两家公司对大量实时运转状况进行监控，一台主机出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派人，远程即可修复，五六年前就做到了。
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只要你搭上数字技术的边就可以迅速膨胀。唐杰又以大疆公司为例，大疆公司一半是数字，大疆号称是无人机里摄影的，摄影界里的无人机，所以有人说大疆是航天产业。重要的是，大疆的扩展可能是无限的，它飞到150米高空飞机是抖动的，但是传回的画面是水平的，无论怎么晃，下驾着摄像头那端是水平的，这就是通过算法实现的。
这其中，应归功于深圳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凡是和数字有关的产业链条环节都要补齐，不断地补短板，无人机相关的行业，缺一不可。
如何形成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体
创新政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如何形成本地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体，如果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在成长，而且是创新性地成长，这个城市就是有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也有政府的功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唐杰用了大篇幅介绍了美国的产业政策。
唐杰说，从美国各大城市情况来看，一是创新与创业城市有优良的营商环境，匹兹堡的企业家稀缺是历钢铁行业过度集中的体现，巨大的规模经济，潜在地挤出了更多的创业活动；相比之下，纽约的创业则充满活力。
二是招商引资与创新创业公司不断涌现， 波士顿长期是半导体产业的主导者，硅谷二十世纪下半叶取代波士顿，和硅谷出现大规模的创新型小企业有关，一个城市去除少数垄断大企业，这个城市就是好城市，深圳便是如此，基因里充满有活力、创造性的小企业。
再者，政府办大学是很重要的，从美国的情况看，专利领先的城市和专利落后的城市会有十至二十年的差距，领先者会不断地领先。
其次，大公司和小公司混合创新是效的，本地企业家与外来企业家形成企业家群体是很重要的。以底特律和西雅图的比较，西雅图有波音，底特律有通用，现在西雅图依然繁荣，就是因为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家。
美国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是高度一致的，中国也有相似情况，深圳的创投行业十分发达，大量的公司集聚到深圳，其中大多数的公司不会被缺钱所困扰，创新型的公司向深圳涌，越涌越多，配套也越好。
深圳政府的隐性贡献
唐杰表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氛围。
唐杰说，持续不断的竞争确实和科学技术爆炸性地进步有关，过去很多没听说过的东西现在马上会变成现实，创新的协同性大大提高，就产生了地域之间差别，创新要素、创新资源会在空间上高度集中，有的城市会变成单一的制造业城市，有的城市可能会变成综合性的创新城市，深圳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还有很长的路。
唐杰说，深圳具有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比政府官员要更受尊重。
未来我们还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唐杰表示，一是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的积累，现在要重视知识；二是要从重视物的投入转变到重视人的投入；三是从重视现有产品转变到重视未来产品；四是从重视工艺技术转变到重视科学创意；五是从重视服从转向重视分歧；六是从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重视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重视政府隐性效率。
唐杰归纳，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隐性贡献，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等等，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也是有效率的。
昨日，在报告会上的发言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积极响应，报告会后的互动环节，不少观众抛出了“重量级”问题，得到了嘉宾的精彩解答。
观众提问：深圳的人均GDP在中国，房价也很高。深圳的年轻人是先买房还是先创业？
唐杰：政府和市场很难清晰地划一个边界。当产业政策走到公共政策以后，政府的行为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医疗、等。
住房是个公共产品，它不是纯粹的私有产权。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对深圳的房价是怎么看的，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讲一个简单的概念，房价是不能按价算的，按价深圳均价6万元，重庆均价1万元，你说深圳房价还是重庆，按我说重庆房价比深圳贵。
房价是需求和供给的反映，需求是人均密度，一个城市的人均密度乘上一个城市的人均GDP。按这个计算，中国的几大城市中，重庆人均密度，深圳，深圳的需求，重庆还只算了江北和涪陵，重庆的需求是深圳的六分之一。
再看供给，供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按率来看。深圳1块钱GDP中只有20%是，就算把深圳房地产比例提高到60%，也才有12%的供给。
再看看纽约的情况。纽约市长管的纽约只有780平方公里，纽约市长管的人口只有780万人，每平方公里1万人。纽约每天活动的人是2000万，有1200万人是白天来工作晚上回家了，回新泽西了。这里面存在一个等式，是高房价低通勤成本，等于低房价+高通勤成本。你住在新泽西，每天花五个上下班，美国平均家庭四口一家，住在新泽西大房子，蓝天白云，也比纽约好，医疗不比纽约差，为什么不住在新泽西？
这在深圳能实现吗？有人说深圳应该把惠州划进来，现在看起来不需要划，惠州、东莞变成新泽西就可以了。怎么变？现在正在变，现在看卖房广告中推介深圳东、深圳北，深圳东就是惠州，深圳北就是东莞。东莞松山湖的房价已经过两万元了，深圳东的房价也是一年翻一番。
其实这就是市场化，未来我们的改革就要打破限制，能让老百姓跨区域居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一件事，周边区域能具备和深圳一样的和医疗条件。市场化的过程会打破我们现在传统体制下城市之间的壁垒。假如这样的话，去选择先创业还是先买房这个问题就会简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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