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扩大内需”必将引发中国社会、财富大变革，这不仅是“保增长”的措施，也改革的契机！归根到底，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国家整体行为，“扩大内需”，应该扩大民众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正如香港《信报》社论所说：“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目前来说并不低于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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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将引发中国社会财富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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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两件大事值得拿来说说。一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在11月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当选第56届美国总统。他将成为美国历首位非洲裔总统。为此，众多经济学家欢呼“变革时代已来”、“干预主义抬头”、“凯恩斯主义抬头”，认为“奥巴马经济学”将领导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尽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就业市场失到很大打击；二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于是，有人欢呼“十项措施即将成就下一个十年”，有人认为，“扩大内需”不仅能让中国经济停止减速，还会保持高速增长。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预测2009年，真正的冬天会来临，GDP会跌到8%，7%，甚至有可能达到5%左右。
是的，当前经济需要就是比“”还要重要的“信心”，全都要联合起来应对信贷市场的断流、经济的下滑和就业市场的崩溃。各国政府必须要在经济即将要达到坏时刻前作出积极的作为，才不失为明智之举。美国新任总统喊出了“变革”，中国的重大政策调整也提出了：“扩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晰地指出：这两个国家都在“内需”方面出了大问题。在过去十年里，中美经济在“内需”上刚好走上了相反的路线：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走上了出口导向、固定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而消费支出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左右；美国则大力推动“贸易全球化”，扩大美元负债，而其消费占美国GDP70％还多。
毫无疑问的是，中美两国都在“房地产消费”上产生了交集，也碰撞出了发人深省的，殊途同归的思考。那就是“地产泡沫”是低利率政策导致的结果，还是“非理性繁荣”的象征，也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更是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的一面镜子。
当下中美两国正是在“金融危机”中突围的时刻，需要的是不仅是“亡羊补牢”，还需要“迷途知返”与“洗心革面”。
对于美国而言，就是要“改变”，正如奥巴马在胜选演讲中所说的：“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国家的关系”；“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毫无疑问，过去十年里，贫富分化一度威胁美国社会结构。2008年美国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他的书中就说，很多人年幼时认作理所应当、无足为怪的中产社会，其实已大体消逝。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回到“镀金年代”的水平。据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估计，财富超过两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产总值的人，在1900年有22名，1968年只有13名，而现在竟然有160名。美联储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102家美国大公司主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倍，而在本世纪初年，CEO的年薪达到了工人的367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贫困人口增加了110万，达到37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7%。另外，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44389美元，贫困家庭只能达到1万美元左右，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了大约80万，达到4580万人。这些数据可能还不能清晰地描绘出美国社会出现的大裂痕，但人们从“次贷危机”中看到了华尔街富人的贪婪，看到了总统的减税大捧指向富人，也在这次“金融危机”洗礼后重新捧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我们仍需保持谨慎，因为有前车可鉴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产泡沫曾令日本社会迅速分化,中产消失，终出现了大前研一所说的贫富极端分化的“M型社会”，进而进入“失落的十年”。这显然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靠无节制信贷消费的时代已纪终结，“变革”是不得不走的路子，美国显然需要在公平、正义的基础对社会进行修复，需要“中产”撑起资本主义的腰杆，否则，人们对高昂的消品迟早是“吃不消”的。
对于这个星球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上一轮的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中突遭袭击，使得之前政府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警惕终于成了不得不转变、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可谓是“正合时宜”，这不仅是关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关乎全球经济预期。“扩大内需”到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新华视点文章点出了几点：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并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以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百姓将从十项措施中受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添后劲 。但笔者认为，“扩大内需”背景隐含着重大社会、财富大变革，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比美国、欧洲等国家都低，有很大提升，也不单是为抵御“金融危机”。因为，尽管中国与美国一样需要大变革，但中国的挑战会更多，更难：其一、“扩大内需”意味着要保障13亿人吃饭、增加居民收入、减小城乡差距、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等；其二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如本次会次强调的：“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可以说,“扩大内需”是“保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关键，同样也是直面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的关键，而政府应该将“危机”转为“改革机遇”的重大契机！在刚刚出台十项措施后，国务院11月10日上午就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正试图积极打开一条变革与机遇之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是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经济的贡献。当前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强劲的活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面临的困难。他指出，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和保持长远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实施这些措施，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就是要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重”就是要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就是要抓好落实。 这次会议部署了落实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加大力度和优化结构；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积极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尽管这此国务院为提振“内需”决定4万亿之巨，但“扩大内需”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并非一朝能完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早已是“痼疾”，制造业更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增加居民收入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解决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更需时日：中国基尼系数已创历史新高，贫富差距早已拉响警号；新农村建设刚刚吹响号角，但数据显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的一年。近几年房地产快速发展，积累了相当大的“地产泡沫”，又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上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乘数原理，即：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要比变动本身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变动的倍数。一般地说，的增加和就业量的增加方向是一致的，假如每增加1000元可以增加100人就业，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3/4，那么乘数为4，结果增加1000元就将增加400人就业，透过乘数的作用，政府扩大就业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以投入相当于去年全年GDP五分之一的4万亿为算，其至少将产生16万亿的乘数效应，如果这一大笔财富、不能有效的分配将让改革功亏一溃！事实上，中国要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靠不平衡的城乡、区域发展模式、靠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代已经走向末路。
上一轮十年经济增长的“扩大内需”因房地产而起，其“乘数效应”多为少数人所享有，但如今却是“举步维艰”，不能持续，而这一轮将会因增加居民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而起，相信能经得起考验。而房地产业将由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转为改善民生的“保障”功能。11月5日、10日的国务院会议都明确的提出了要：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提高明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要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要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收购和开发建设；落实和完善促进合理住房消费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开发建设稳定发展······至于当前的房地产形势，笔者曾说过，房地产业不可能独立于其它产业而实现自我繁荣，应该在困难的时刻承担起自已在社会中的责任，消除阻碍和误解，让楼市成为社会大循环里可靠的一环，否则政府应该大胆拆除，出手要狠、准、重。
总而言之，外需是中国对外的窗口，是政府对外的窗口，而内需才是民众对外的窗口。因此，笔者认为，“扩大内需”必将引发中国社会、财富大变革，这不仅是“保增长”的措施，也改革的契机！归根到底，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国家整体行为，“扩大内需”，应该扩大民众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正如香港《信报》社论所说：“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目前来说并不低于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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