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产权、规划、管理等原因，“城中村”已经成为城市中普遍的一个“毒瘤”。只有构建一个更为长效的“城市—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中村”存在的土壤。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产权、规划、管理等原因，“城中村”已经成为城市中普遍的一个“毒瘤”。依附“城中村”而衍生的社会治安、消防隐患、环境脏乱、违章建筑、外来人口等问题，成为许多城市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难题。近年来，不少城市已经着手割除“城中村”这颗“毒瘤”，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提升城市形象，规范城市有序运行。
北京、深圳、广州、武汉等是“城中村”问题较为严重的城市，也是较早就开始探索“城中村”整治措施的城市。是深圳市去年10月底发起的新一轮“城中村”改造行动，被地方政府看作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其“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运作模式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武汉市从去年9月开始启动“城中村综合试点改造”，目前首批15个试点村全部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工作，与许多地方“城中村”改造征地补偿拆迁的思路不同，武汉市此次“城中村”综合试点改造方案被定位于“偿还历史旧账”以及“建立责任政府”的高度，将村集体组织的改制、村民身份转换与村湾改造同时进行，其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也有别于深圳、广州等城市做法。深圳、武汉两种不同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为其他地方探索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深圳“城中村”改造模式：综合整治+全面改造
2004年10月28日，深圳市违法建筑清查暨“城中村”改造动员大会召开，开始对“城中村”进行“建市以来力度的一次手术”。4月8日，深圳市召开“城中村”（旧村）改造工作现场会，交流、总结了前一阶段“城中村”（旧村）改造工作经验，认为深圳各区、各部门“城中村”改造工作已初步打开工作局面。
此次“城中村”改造，深圳采取了综合整治和全面改造两种改造模式。综合整治类的自主权全部下放给区政府，局部拆建的标准定为改造率30%。为了确保“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改造一个，成功一个”，深圳建立了“城中村”改造准入制度，对进入许可程序的改造项目和参加“城中村”（旧村）改造开发的机构设定准入条件，“城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许可程序之前，进入许可程序之后，各相关部门一方面要依照《许可法》办理，另一方面要提供“直通车”或“绿色通道”服务，从而防止投机行为发生。
全面改造类则进一步分为整体拆建和局部拆建，以给改造工作提供更明晰的分类指引。如5月22日引爆的福田区渔农村16栋总面积为5.1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是深圳市实施全面改造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保证村民利益，市政府、福田区政府都给予了多种优惠，一是建成后除公共配套设施外，其他部分建筑可进入市场运营；二是对渔农村改造采取特事特办原则，提高改造效率；三是制定灵活的拆补方案，对村民的合理利益予以保障。另外，福田区政府还拨出资金近亿元，用于渔农村改造的前期工作、市政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项目资金缺口补偿等项支出。改造过渡期间的安置费用采取租金补偿方式，按栋计算，每平方米面积的租金补偿为20元／月，按季支付，直到交付新房为止。建设周期暂定两年，租金补助为20元／平方米，不低于目前渔农村出租价格水平。对于顶风抢建的私房，政府不予补偿。而对于认定的私房，搬迁、回迁补助费政府一次性给予补偿。
与此同时，深圳市的旧改项目——大冲村“推倒重来”整体改造项目近日进入具体操作阶段。该项目根据其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特点，确定了新的改造定位：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配套基地+新型现代化高尚居住社区。其产业发展规划为：逐步迁出第二产业，大力发展高新园区配套商业及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大冲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高效集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利用向城市化模式发展，结合的开通挖掘土地的开发，提高单位用地面积产出；改善人居环境，加强主要道路的交通整治和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地段（如深南大道沿线、大古庙等）的建筑群体进行详细的空间设计、环境设计、绿化配置等。与之相适应，大冲村在用地功能布局上，除了一般的居住、外，增加了相关的商业、文化、娱乐以及部分研发孵化及专业展场等多项功能。整个大冲旧改分为三步进行开发保证难易结合，旧村的拆除和新开发建设要并重，力争“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变样，八年换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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