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第45届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如期举行，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亮相达沃斯。人们对进入2015年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再一次充满求解的好奇。
随着第45届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如期举行，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亮相达沃斯。人们对进入2015年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再一次充满求解的好奇。鉴于这个读者普遍存在的“预知”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经济学家马骏，则把它列成了“展望2015二元一次方程”：一、全球经济将在政策环境依然宽松下，随着短期因素消退，增速将有所加快，但仍面临政策分化、地区动荡等风险；二、中国经济增长将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的压力。上行动力，主要来自出口，下行压力则来自房地产。关键是如何把握互动且不断发酵的内外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积极因素，走出一条自己既定的道路。
经济呈“波折、走强、疲软”格局
马骏分析认为，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步入复苏以来，每年经济都一波三折，普遍体现为半年波折，半年走强，全年疲软。2014年依然不例外，上半年美国气候异常、日本消费税调整和欧美制裁俄罗斯等事件，冲击了经济复苏的进程。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不平衡，部分发达国家如美、英、澳、加等国，基本摆脱了危机影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则低迷不振；亚太新兴市场发展良好，东欧、拉美与中东地区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持续分化，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则进一步扩大宽松力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而联合国2014年12月10日发布的《2015年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经济2015年和2016年将小幅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1%和3.3%，而2014年的增速为2.6%。中国经济明后两年预计将分别增长7%和6.8%。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仍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三亚财经论坛”上，马骏指出，从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预计明年可以恢复到其增长，美国甚至可能超过。在美国，较为健康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和良好的就业增长势头，将提振消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和存量资本的老化，将推动资本性的加速。欧元区的复苏步伐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迟缓的结构改革继续抑制其经济增长，但欧元汇率贬值，将有助于2015年经济增长的缓慢回升。日本推迟第二轮消费税上调和激进的量化宽松措施，有可能使明年经济表现稍稍好于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可能继续分化，俄国和巴西等经济体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面临较大困难，但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则会受益于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国内经济总体呈“稳定、改善、增强”格局
关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马骏在央行研究局牵头的一个宏观预测小组，刚刚完成了一个对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报告。基准判断是，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之下，明年的经济将体现更多的 “新常态”特征，增长速度略有放缓，但就业情况和物价走势保持基本稳定，经济结构继续改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所增强。
该报告认为，我国实际GDP增速从2014年的7.4%，略微放缓到2015年的7.1%。一方面，我国出口增长由于国外经济复苏等因素将有所加速；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由于前期商品房销售疲软会继续减速。虽然出口加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房地产减速产生的下行压力，将难以为出口加速所完全对冲。
虽然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继续放缓，但城镇就业情况预计将保持基本稳定。这是由于我国经济正由制造业主导的模式，逐步向服务业转型，而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意味着每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将创造比以前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2015年GDP增长7.1%所创造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将与2014年的水平基本相当。
此外，2015年的经济结构将继续得到改善。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继续上升，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持续上升；包括棚户区改造在内的民生支出，环保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科技创新的投入和产出等将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有所增强。
对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马骏认为，主要包括：（1）地缘政治因素导致欧洲经济情况恶化；（2）美国加息速度和力度大于预期，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资本大规模流出、汇率大幅波动和经济减速，从而减少这些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口需求；（3）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导致房地产销售、超预期减速。
需稳健货币政策避免更多落后产能
对于卢布大幅贬值而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开始”的市场言论，马骏认为，这些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不会太大。“即便形成压力，人民币的波动也不会像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那么大”。
马骏认为，分析汇率主要观察三类资本流动。种，套利资本流动，主要集中于固定市场，比如，美国利率上升，而假设其他国家的利率不变，债权类的资金就有可能流向美国。当然套利的资金流动除了取决于两国利差之外，还取决于汇率的波动率，这也是我们要逐步加大汇率弹性的原因。第二种，股权类资本流动，包括FDI（外国直接）、证券类的股票（如沪港通）。股权类的资本流动，更多取决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盈利增长的差异。第三种则是经常性项目的平衡。如果是顺差的话，一般来说会加大汇率上行压力，逆差的话，则加大下行压力。
我国经济增长率仍然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常性项目仍然处于顺差状态，资本项目也未完全开放，因此国际的利率变化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贬值压力，对我国汇率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此外，由于近一段时间央行采用降息等举措，引发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放松预期较多。马骏则指出，“宏观政策要根据经济、金融情况的变化微调。从底线上来讲，只要就业不出现太大问题，就不需要强刺激举措。”马骏表示，自2009年以来率上升较快，继续靠加来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有限。另外，过度刺激有可能引导资金，到更多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创造更多落后产能，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因此，2015年需要稳健的货币政策。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流风险
前几年美元流入较多、资产价格被推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从2013年开始面临资本流出、汇率贬值、资产价格下行和经济减速的压力。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等货币，自2013年5月开始贬值，贬值幅度曾一度达到20%以上。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和热钱流出，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提前加息，但大幅加息会加大实体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如果美国实际加息的速度和力度大于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会再次受到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冲击。对一些小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即使对美国加息有充分预期，相对其资本市场容量来说，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仍会对其汇率和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私人和公共部门率攀升、银行信贷规模较快扩张、宏观经济失衡加剧等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风险，在资本外流背景下容易顺势爆发。
因此，马骏认为，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和力度，明显超出预期，可能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资本大量流出，汇率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并导致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速。为了应对此类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一个有效管理过度资本流动的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保持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可以降低受到国际游资冲击的概率。从近年的经验来看，在美国退出量宽的过程中，一些宏观经济情况稳定，通胀和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不高，外汇储备比较充裕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了较小的资本外逃压力。
宏观政策的灵活应对。比如，在出现较多短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给予汇率足够的弹性，允许汇率，有可能降低未来汇率继续大幅的预期，从而降低短期资本继续流入的冲动。
在面对很大短期资本流入压力、常规的宏观政策应对也难以奏效之时，可以采用对资本流入的审慎管理措施。国际上一些比较典型的控制过度资本流入的审慎管理手段，包括托宾税或托宾费、无息存款准备金、对房地产实行较高的首付比例和提高交易税税率，对短期外债实行与资本金挂钩的比例管理等。
加强和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历，面临资本外逃和汇率危机的国家，向IMF寻求流动性救助是典型做法。欧盟和清迈协议等也提供了区域性流动性救助机制。但是，这些机制面临着条件较为苛刻、谈判困难和耗时过长的问题，往往难以在紧急时间段内及时生效。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发展新的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应急安排机制，以及各种双边的外汇互换协议，以增加流动性支持的资源和救助机制的灵活性。
马骏强调，加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尤为重要。由于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论美国紧缩或放松其货币政策，都会对全球资本流动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通过加强沟通，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势有较好的预判，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对美国政策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做好预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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