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复杂而精密的积分设计，无疑在透支着人们寄于政策之上的公平想象。毕竟，政策设计再如何精妙，也不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多人”，这也是积分的“技术极限”
效益的损失，公平的胜利
义务应坚持“公平，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阶段的“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
面对积分遭遇的政策瓶颈以及“有钱人提前布局，没钱人一筹莫展”的现象，熊贤君认为症结全在于义务的不均衡发展，被分为三六九等，为保障公平而制定的政策反倒剥夺了多数人享受资源的权利。
义务既非选拔性，就不应被分为三六九等。首先，政府要保障义务的质量，义务阶段的不被认可，是政府的责任；其次，政府应引导义务阶段的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熊贤君以香港的义务为例，阐释何谓均衡化发展与特色化办学。“在香港，学生入读部门创办的，可以预先获得‘券’，持‘券’即可到任何一所公立读书，选择权给了学生和家长，从而倒逼保证质量；在香港，也有11%的人宁肯不要‘券’，他们只想去私立，因为那里有好的环境、好的师资和好的传统。公立的质量得到保障，水平大致均衡，私立办出了特色，吸引那些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前来入读。”
熊贤君觉得，义务应坚持“公平，效益第二”的办学原则。围绕这一原则进行改革，将义务阶段的“拉平”，势必影响所谓的“名校效益”，然而“效益的损失却意味着公平的胜利”，值得为之做出改变。
由“名校崇拜”回归“多元常态”
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
谋求义务的均衡发展，莫不是向所谓的名校看齐，用模子制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复制品？高天明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建议义务的均衡化发展还要结合评价体系的改革，即改造关于“何为好”的评价标准。
在高天明看来，我们之所以还在追捧名校和重点，源于办学没有特色。我们所谓的“特色”，诸如艺术特色、外语特色、体育特色之类，并非真正的特色。整个义务体系，应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既有保障质量、满足普罗大众需求的，也有满足小众需求的特色。
“在现实中，人们有意将‘好学生’和‘坏学生’隔离开来，并大谈‘出身决定论’，正暴露了自己对的无知。与此相反，西方恰恰着力于营造多元氛围，认为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的学生混处，有助于培养他们对、民族以及人的认知；而在内地，我们以分数高低筛选出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使他们分而处之，造成了单一僵化的局面。如果让菜农的孩子和公务员的孩子混而处之，想必有益于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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