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包括京、沪、深、广在内的10个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578亿元，环比下降20.3%，同比下降24.6%，20个月来出现负增长。房子和土地双双“滞销”，直接影响的就是房地产相关税收总量。
地方财政“低增长”
依靠卖地收入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远去，对于地方财政，这或许并不完全是坏事。
数据显示，2013年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08万亿元，同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95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比达1:1.8。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房地产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土地收入占地方总财力仍超1/3，而如果加上土地税、房地产营业税、契税、税等相关税收，地方财政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依赖非同小可。
而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对于地方财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以4月底万科副总裁毛大庆看空楼市的内部讲话为标志，众多业内人士认为，1998年房改至今，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十几年的大行情，如今可能面临拐点。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主任扈志亮对本报记者表示，楼市悲观预期还在进一步酝酿和弥漫，房企销售情况或将继续进一步恶化，企业销售回款速度和数量明显放缓，资金链承压，难以有更多的资金去购置土地。林江也持同样判断，他认为，至少年内都会对财政收入构成较大的压力，但具体影响到何种程度尚待测算。
众所周知，对于地方财政，基层公共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保机构运行，以及基本民生支出。大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
据徐为人了解，地方公用事业建设支出，平均60%以上靠土地财政，高的地方能到70%-80%，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地方调节经济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策的主要基调，地方政府只能减少支出，盘活存量，增量方面可做的文章不大。”
“土地财政下滑，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与政府的博弈，希望借此倒逼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说降准，这样地方稳增长更容易。”林江则给记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路。
在徐为人看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财政收入也会进入较低增速的“新常态”。他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就不符合经济规律，只能忍受短期的阵痛，并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应收尽收，减缓下滑的速度。”
不过，认为，由于今年年初地方政府已经下调了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完成预算应该不成问题。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地方财政预算一般制定得比较保守，而实际执行情况通常好于预算。
倒逼税改攻坚
除了卖地生意下滑因素，地方财政需要改变的或许还要更多，比如土地财政何去何从，比如和地方税收分成有没有更好的版本等等。
近期，国务院推出定向降准、稳外贸、支持棚户区改造、小微企业减税以及加大铁路力度等多项措施稳增长，其中短期内两次“定向降准”被普遍视为货币政策趋向宽松。李克强总理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地方调研中，也透露出希望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要敢于作为。
对此，徐为人认为，地方政府不作为，有时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这个地方除了卖地、搞大项目还有什么好做呢？现在地也不好卖了，融资平台要限制，还能怎么做呢？”
徐为人称，从传统建设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培养新兴的产能，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很多地方官员是很大的挑战，“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腾笼换鸟依然还在探索之中。”
林江则表示，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的默许不无关系，长期以来对于地方政府依靠运作土地搞城镇化、搞建设的路子是很清楚的，只要不搞得太过火、负债太高，都能够容忍。由于以前经济形势好，财政收入也不错，对财税改革的需求和意义重视不够。
那么，接下来土地财政何去何从？长期研究土地财政问题的江苏省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骆祖春认为，参照香港的经验，土地财政并非不可持续，目前的核心问题是70年地租一次收取的批租制，以及征地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分配问题。
骆祖春研究认为，一是批租制导致土地在短期与长期分配上存在结构性失衡，二是土地批租制度扭曲了土地价格信号。为此，他建议学习香港的制度，实行土地批租制与年租制相结合的土地出让制度。
据了解，实施土地年租制，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时，开发企业无需一次性缴齐70年出让期限内的土地出让金，而是按一定年限分期支付。实行年租制有利于降低住宅开发的一次性投入和资金成本，控制房价。对于地方政府也可以建立长期土地出让预算，避免寅吃卯粮。
骆祖春认为，虽然土地出让收入年度之间会有波动，但近期来看，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第二财政”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长期来看，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将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
改革往往依靠倒逼机制，现在，时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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